《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6期目录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涉及对知识本质及其生产和运用的理解，突出强调了主体意识、创新精神、体系建构和实践导向。就倡导并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建立社会学知识生产体系、产出大批科研教学成果等而言，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突出进展，但是任旧存在若干不足。更好更快推进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要进一步强化社会学者的主体意识和学科自信，从始至终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服务广大人民的社会学，切实增强社会学的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深入推动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建设，持续深化、创新开放合作，努力在回应全球挑战、实现同题共答中彰显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全球影响力。

  内容提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基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三个层次：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分享蛋糕，本文梳理了过去十年社会学在缩小城乡差距、阶层差距、行业差距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重点探讨了社会学在财富创造方面打造县域共同富裕产业链、在初次和再次分配环节规范各阶层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在第三次分配环节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方面的新议题及其挑战。为此，社会学需要开展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自我革命”，为积极投身伟大“社会革命”贡献中国智慧。

  内容提要：以往将个体或家庭作为劳动单位的研究路径经常导致内卷化的含义模糊不清，对“家庭辅助劳力”的笼统概括也使得内卷化的边际飘忽不定。改革开放以来出现在我国东部城郊的大量夫妻代耕农场，不仅以“夫妻”为劳动单位贡献了一场“勤勉革命”，而且为理解传统农业社会是否内卷或农业能否去内卷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经验案例和社会学视角。夫妻农场的实践智慧隐藏在日常默会合作的劳动世界里，用单性别视角、个体主义经济理性或家庭化的分析视角均没办法理解“夫妻”这一生产与生活单位，更无法揭示这一合作单位中的生存智慧。代耕农场释放了传统农业文化所束缚的以夫妻为单位的劳动能量，多重耦合了恰亚诺夫“自我开发的过程”、格尔茨“自我战胜的过程”以及黄宗智的“过密化耕作过程”，以史无前例的勤勉程度发挥夫妻合作的活劳动，其劳动能量远超于1+1 的劳动力之和。

  内容提要：网络站点平台经济催生了规模庞大的平台劳动者群体。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平台劳动者在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劳资关系和劳动保护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取向两个维度出发，可以将平台劳动者研究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劳动控制研究、劳动自由研究、劳动关系研究和劳动主体性研究。文章在回顾和评述四种基本研究类型的基础上，结合劳动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和当前中国平台经济发展的现实经验，提出平台劳动者研究的新方向，以期推动相关研究。

  内容提要：通过一系列分析 2012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家庭收入管理权分配模式对中国夫妻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根据结果得出，家庭收入管理权在塑造家务劳动分工方面具有独立作用。在不同家庭收入管理权分配模式的家庭中，拥有收入管理权的妻子通常承担更高比例的家务劳动。此外，收入和收入管理权也交互影响着家务劳动分工。当存在性别资源交换时，男性往往通过收入转移来实现性别分工的专业化，当妻子拥有家庭收入管理权时，丈夫的家务劳动比例随着相对收入增加而明显降低；小两口拥有各自收入的独立管理权时，丈夫的绝对收入提升并不能使其在家务劳动分工中获益。上述研究发现揭示了中国大部分家庭中的家务劳动分工实际上主要是小两口进行性别资源交换的结果，而非经济资源博弈的结果。

  事实裁剪、安全本位与基层司法实践的形式理性化——基于华北贾村人民法庭的案例研究

  内容提要：随着“送法下乡”“司法便民”“一乡一庭”等乡村法治建设措施的推进，慢慢的变多的人民法庭在乡村社会设立起来，较多的乡村纠纷 由此进入法庭。在司法改革大环境所形塑的乡村司法场域中，规范化、专 业化及全景式监控技术使得法律的形式理性原则在多种规则竞争中逐渐 占优，纠纷当事者及其律师的策略性行动以及法官的事实裁剪的策略、 “安全本位”的考量和技术理性的应用等，共同建构出形式化的司法实践和产品。在基层司法实践的形式化过程中，纠纷问题是不是解决、法律原则 是否深入人心并不是首先考量的因素，形式合法性原则成为基层司法实 践的基本逻辑。理解乡村司法场域的纠纷解决及形式理性化实践逻辑等 问题，需要将其置于乡村巨变与后乡土社会的大背景之中，把握乡村纠纷 的嵌入性特征，以及法律、技术、制度、社会与文化等多维因素在司法场域 中的竞争与影响。

  内容提要：慈善法作为一部促进法，在公开募捐、管理费用等方面却又规制过严。现有的利益权力和理性选择等决策理论都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本文将理念视角的历史制度主义引入决策过程分析。该分析框架认为，制度通过理念影响行动者从而维系政策稳定，知识群体参与、学习和实践等机制则促使行动者形成新的理念，但政策变迁能否发生取决于行动者在被制度决定的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案例研究之后发现，现有国家社会关系及其治理模式塑造了立法行动者“管控”的初始理念。其中部分立法者通过实践、学习等过程形成了新的监管理念。然而，具有新理念的行动者基于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只能推动制度的渐进变迁。本研究表明：在理论上，理念视角的历史制度主义在扩展自身适用性的同时也丧失了部分解释力。对单个案例而言，何种理念能够胜出具有不确定性。在政策上，通过提供多元竞争机制和构建学习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形成新的理念来提升立法质量。

  内容提要：既有研究表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会给居民的政治态度和社会参与带来负面影响，但本研究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0 年至2017 年混合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会正向刺激城镇居民参与风险金融投资：（1）阶层认同向下偏移、有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和阶层向下流动预期的城镇居民，投资风险金融理财产品的概率更高，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内生性后依然成立；（2）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阶层认同下移和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对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的正向刺激作用越强；（3）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影响在主观阶层认同为中层及以下、教育水平为本科以下的城镇居民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揭示出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对城镇居民快速获取物质财富的“投机”心理的刺激作用，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行为的认知，同时也扩展了社会分层的研究视野。

  内容提要：在有关中国革命的研究中，“结构发生论”与“组织动员论”是两种重要理论传统。本文认为，这两种理论传统之间的争论，源自其对“阶级”这一理论概念的不同理解，而都忽视了关于革命研究的总体史视野。本文以1927—1934年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所领导的土地革命为例，以“过程性比较研究”为基本分析框架，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分析，尝试揭示“阶级”是如何构成社会革命的动力机制的，进而以历史社会学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过程。本文发现，在苏区时期的土地革命进程中，原本属于意识形态理论纲领层面的“阶级”开始真正作用于地方社会，并同当时复杂的政治情势和地域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在“悬置”“耦合”与“互构”等机制的作用下，最终演变为社会革命的动力枢纽，并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过程。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从合法性的具体传递媒介的角度厘清组织场域内部制度选择的过程和机制。通过对小额信贷行业领域内的制度选择案例进行研究，本文发现制度选择的过程包括三个关键环节：（1）合法性机制通过符号系统媒介影响个体对制度的认同；（2）基于社会网络媒介的组织场域差异化结构对个体的初始认同产生强化或弱化作用，导致合法性机制作用于制度选择的效力出现差异；（3）当制度执行遇到困难时，组织场域的差异化结构还会促进影响制度选择的坚定程度，产生不同的“锁定效应”。不同的合法性效力与“锁定效应”共同导致了不同的制度选择。

  内容提要：非营利组织能否以及如何利用商业手段来实现公益目标，慢慢的变成了公益实践和研究的热点。本文通过一系列分析一个患者组织与企业深度合作的起因、过程与后果，讨论了社会组织的营利行为如何被逐利逻辑所支配，进而影响甚至取代原有的公益目标。论文发现，不完善的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导致了逐利逻辑在非营利组织中的生长乃至蔓延。在更多社会组织开始有效学习和使用商业思维与商业模式的趋势下，如何制约逐利逻辑，也就成为公益行业亟须解决的问题。

  内容提要：调查实验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它结合了调查和实验方法两者的优势，从而能够在保证样本代表性的基础上做准确的因果推断。虽然这一方法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它在国内社会学界还未受到充分关注。本文旨在介绍调查实验法的原理和优势，然后通过一个案例阐释此方法的操作的过程，以及它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场景，最后讨论调查实验法的局限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