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参与扩大内需遭遇掣肘

  一位新生到学校报到,对于拉动内需而言,高校扩招诚然有其作用,但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副作用。

  自2008年夏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速也由此明显下滑。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样，我国应对此次危机的办法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这一任务早在10年前就已经戏剧性地部分地落在了高等教育的头上。扩大招生拉动内需，这一出于经济目的而匆促上马的大动作，及其一连串的配套动作（提高学费水平、高校基建、公办高校贷款），如今回头反观，就其拉动内需而言，诚然有其作用，但其作用也伴随着一系列的负面影响。高等教育能否有效地参与扩大内需？其参与方式如何？作用如何？配套措施如何？在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之前，首先要找准我国内需疲软的症结。

  我国内需疲软，不是因为居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因为居民没钱，是因为失衡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所得一直上升，劳动所得不断下降。而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两高一低”的增长方式：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

  “两高一低”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低廉的要素价格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屡压不下，因为即使产能过剩和竞争过度，企业也能获利，经济也能增长。但这种增长方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在快速提高人均 GDP的同时，难以相应地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因此消费不振、内需有限。当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骤降时，由于没强大的国内市场依托，制造业投资放缓、失业增加、产能过剩，经济稳步的增长出现下滑。

  实质上，中国面临的危机并非国际金融危机的一部分，而是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即使没有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迟早也会发生。内需问题也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它已经困扰我国10年之久，国际金融危机不过是显了这一困扰。这表明，也许我们过去启动内需的思路有问题，真正阻碍内需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没有正真获得解决。

  1998年颁布的扩大内需政策，尽管有效抑制了经济增长率下滑，但其实是以政府消费扩张代替居民消费扩张、以政府投资扩张代替私人企业投资扩张，而作为内需最主要的部分居民消费需求，没有正真获得应有的提升，“两高一低”的不平衡结构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反而进一步突出。当前，为抑制增长下滑，宏观经济政策再次转为扩大内需。2008年底，国家明白准确地提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经济目标。结合1998年扩大内需的政策实践，我们大家可以总结如下经验：“保增长”和“扩内需”只是“标”，“本”则是“调结构”。

  正如前面的分析，“调结构”最关键的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所得；优化产业体系，减少出口依赖。从理论上来说，高等教育对此有较大的作为空间。

  首先，根据人力资本理论，高等教育有利于收入分配趋于平等。当前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在于富者基本需求已经满足，消费倾向相对较低，其收入多转变为投资；贫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但又缺乏消费能力。高等教育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减少分配不均，由此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

  其次，产业结构是由要素结构决定的，有什么样的人，才能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如果70%的农民都接受大学教育，那我们的经济结构一定不是现在这个结构，这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换言之，高等教育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促进社会流动，来调整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假设。但是一旦把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行任务分解，会发现这两者都面临同一个掣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转移的问题。这一点非常具有中国特色，是“调结构”无法绕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廉价劳动力过剩的状况依然存在，低成本竞争局面无法打破，自主创新动力无法激活，农民这个消费意愿最强的群体收入有限，内需终究难以扩大。

  工业化意味着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如果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变，也将不会继续保持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当前，农民群体与整个社会结构是断裂的，其自身相对封闭，其贫困带有很强的群体性。农民和农民工都是一种固定的社会身份，在目前的户籍体制下，要改变这种身份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可以借助的途径是教育。

  按照国际标准，一国教育现代化的标志是：第一，12 年制义务教育；第二，高中入学率为80%~90%；第三，大学入学率为40%~50%左右。我国教育的最大问题不在于高等教育没有普及化，而在于高中入学率低迷，高等教育对于落后地区的作用无法发挥。2005年，我国初中升高中的毛入学率仅为52.7%。1999 年至2005 年高校入学率一直高于高中入学率，二者差距在高峰时几乎达到20%。这一差距意味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受益者集中在城市居民中，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也是城乡受教育水平进一步拉大、城乡贫富鸿沟加深、二元经济结构固化的过程。

  2005年，在全国从事农林渔牧及其服务业的人口中，文盲占10.1%，小学教育水平占39.7%，初中教育水平占45.3%，高中以上教育水平仅占4.9%。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内部资料《关于农民工流动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建设问题研究报告》显示：有52.16%的农民工只具备初中文化程度, 还有12.12%的农民工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落后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遭遇高中教育机会瓶颈，其成因可能与近年来积极扩大高校招生但是却对高中教育发展不足有关。

  除了高中教育机会瓶颈，贫寒子弟还受到城乡二元教育体制的限制。在重点学校录取分数上，属地学生比异地学生低100多分，在同一所高校内，农村学生的平均分要比城镇学生高出20分左右。同样的分数，在农村连专科都不能录取，在城市却可以进重点大学。招生名额的城乡差别更明显，高等学校在属地的招生比例平均远远超过30%以上。2005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仅有八九万名考生的北京市投放的招生计划名额分别为346人和368人，而在有73万名考生的河南省投放的招生计划名额分别为74人和67人。

  教育承担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职能，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及其子女来说，教育是改变其命运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但是，体制的限制，尤其是高中教育的断层，使贫寒子弟难以企及高等教育，所谓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至少对于落后地区来说作用不大。

  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掣肘，但是高等教育对此作用甚微。不仅如此，高等教育自身面临大学生失业之困。

  据新华社报道，2007 年中国失业率大约为4.1%, 农民工和大学生是中国近5年内的两大就业团体。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表明，2007 年，在所有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所占比重为54.3 %，其中，新成长失业青年占20.5 %，而在新成长失业青年中，应届高校毕业生占40%，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5%。

  从产业链来看，我国与其说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不如说是一个打工大国。真正的制造业是一条产业链，包括7个环节：制造、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零售，目前我国所做的，基本就是第一个环节订单式制造，而从产品设计到零售的6个环节则掌握在发达国家，这6个软环节所创造的价值是制造的9倍。从就业角度来看，线个环节，而我国制造业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这是大学生失业的真正原因。

  对于大学生失业现象，学界最常用的解释是专业不对口。事实上，本科教育本来就应该是通才教育，专科才是专才教育，美国的本科教育以通识教育为主，却没有严重的失业问题，原因主要在于美国的服务业占到国民总产值的76%。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专业是否对口，而在于以订单式制造为主的产业体系，不需要太多的大学生，它本身有庞大的农村打工人口支撑。

  正是在这里，展露了一处悖论：从理论上说，有什么人，就有什么产业体系，高等教育能够最终靠提升人力资本，达到优化产业体系的目的。但是，由于高等教育先行的步子太大，脱离产业体系现状，不仅无助于优化产业结构，反而产生大量失业问题。在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之于产业体系优化的作用有限。

  高等教育参与扩大内需，如果采取直接刺激消费的方式（扩大招生规模提高学费），会产生较强的反作用。人们不敢消费，就在于社会保障没有跟上，逼得人们不得不储蓄。近10余年来，我国的教育改革以及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增加了人们对未来的支出预期，实际上使人们进一步失去了消费信心，整个社会的消费意愿因此下降，反而使内需进一步紧缩。此次扩大内需，政府希望对教育、医疗、安居工程加大财政投入，减少这类支出对居民支出的挤出效应，由此刺激消费。这是对1999年高教扩招刺激消费政策的某种纠偏。这也意味着，高等教育直接拉动内需的做法需要纠正。

  高等教育参与扩大内需，更稳健可行的办法，是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社会流动，以优化产业体系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而间接地参与扩大内需。但从现实来看，目前作为空间不大。要激活高等教育参与扩大内需的作用，除了高等教育自身的调整（如加大技能型人才培养，促进高校的分层和定位，打破城乡二元教育体制等）之外，还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落后地区推行12年义务教育，使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对贫困人群免费。没有中等教育的铺垫，扩大高等教育不过是加剧教育两极分化，加大人力资本结构性比例失调，因此也拉大了贫富差距。要解决这一问题，当务之急是在“普九”的基础上，将义务教育范围上延到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在十大扩大内需政策中，特别强调了对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的改造，为此，中央财政“十一五”期间计划投入专项资金100亿元。笔者建议在此基础上，进行落后地区12年义务教育的试点，并形成相关立法。

  其次，出台国家战略计划，国家和企业联手进行产业升级，使过剩的大学生有用武之地。目前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科研和技术人员的绝对数量早已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高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前于产业体系。可以说现在缺的主要不是人才，而是使人尽其才的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不能依靠企业的个别行为，需要国家牵头，政府和企业一同努力。